那是奥运会天津赛区的最后一场比赛。随着裁判终场一声哨响，天津公安消防总队重点保卫处处长王建刚，重重地松了口气，眼睛红红的，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
在过去的390多个日夜里，王建刚的生活被“奥运安保”四个字充塞得满满当当。如今，心中的“石头”落了地，为期10天的12场比赛，所有涉赛场馆未着火冒烟。
一年多了，王建刚没有完整的歇过一个双休日，甚至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，1米77的个头儿，本来就略显清瘦，体重却由128斤“减肥”到不足120斤。
“最苦的时候，一天只吃2盒泡面”
时光回溯到2006年7月，天津“水滴”奥体中心体育场工地上一片繁忙景象。5千多工人同一时间开工的工地，明火点上百个，加之周边城市在建体育场曾出现过火灾现象，作为体育场消防监督负责人的王建刚，称自己天天“在薄冰上舞蹈”。
不过，王建刚是有“艮劲儿”的人。盯着施工单位建立消防安全规章，要求相关责任人逐个签订责任书，培训40多名消防安全监督员，随时跟班检查火电源管理情况。一次，王建刚在带队检查时，发现第三工区没有临时水源，立即找到负责此区施工的负责人协调，要求调整水系统的工期，优先做消防栓系统，并顶压供水。体育场四楼某包厢正在紧张装修，王建刚进去时，发现3名工人叼着烟卷安装吊顶。王建刚立马找来包工头儿，“工人怎么可以吸烟工作？”除了对吸烟者实施批评进行教育和处罚外，他还多次杀“回马枪”抽查，直至工期结束。“最苦的时候，我一天只吃2盒泡面，蹲守在工地上，晚上与农民工住在一起”。
“水滴”体育场占地15万平方米，王建刚与同志们步行检查一圈要两个多小时。他不仅要监督施工过程中的消防安全，还要监督施工单位是否按审批要求施工。津城七月，正赶上雨季，王建刚经常穿着高筒靴，戴着安全帽，每天穿梭在体育场10多个工区。每一趟下来，全身都是泥，特别是巡查体育场看台时，裸露的钢筋经常将他的手脚挂得到处是伤。
不过，“水滴”体育场从施工到工程验收，没出现一起火险，王建刚每每想起，“工作中的所有辛苦都会散去”。
“最难的时候，一个方案来回修改9次”
高质量完成奥运安保工作，方案的制订尤为关键。可奥运消防安保又没有成功经验可借鉴。
“没人走过的路也要尝试，大不了重头再来”。王建刚先后20多次带着他的奥运消防安保团队深入“水滴”体育场，全面了解场馆功能分区，琢磨警力优化配比，拟制勤务方案。为了提高工作水平，他先后赴韩国和北京学习安保经验。
方案初稿拟定后，王建刚组织警力结合女足世界杯和南非世界杯外围赛，按照奥运标准，摆位演练，测试方案的有效性和合理性。有一天，在演练中，他突然发现体育场内两大静态的电子显示屏是消防安全遗漏的盲区，立即安排应急警力。在后来的赛事中，果然有执勤官兵报告，电子屏下沿线路接口处偶有火星闪现，已及时与电力部门联系处理。
每场勤务演练完毕，其它参战警力纷纷撤离，作为勤务的总协调人，王建刚却要带着奥保团队返回机关，查找不足，完善方案，直至方案最大限度的贴近实战。8月5日，距离奥运天津赛区首场比赛只有一天，演练从下午2时持续到晚上11时多，王建刚深夜十二点半回办公室，吃了包方便面，便投入到工作中。待方案的最后一稿敲定，已是凌晨五点。“最难的时候，一个方案来回修改了9次”。
正是有了完备的方案支持，8月6日，奥运会天津赛区首场加拿大与阿根廷的女足比赛在“水滴”体育场得以顺利进行。不过，接下来的11场比赛，王建刚大脑里的那根弦仍须紧绷着，丝毫松懈不得。
“最急的时候，一天检查19家单位”
原定计划8月4日、5日在津进行火炬传递的计划，突然被调整到1日和2日。这一变化，让王建刚着实有些不安。
按上级指示，火炬传递线路两侧可视范围内坚决不能出现冒烟现象，而火炬传递线路长达39.6公里，线路两侧各种单位、社区及易燃易爆场所星罗棋布。最棘手的是，眼看距离火炬传递只有不到两个月。
“奥运安保是当前头等政治任务，再大的困难也要战胜”，王建刚话语铿锵。他果断向困难发起挑战，按落实局党委要求，将火炬沿线划分成若干责任段，指定专人包干负责，甚至细到每个重要建筑物都设专人盯守。领导同意了他的这一提议，却对时间是否允许有些怀疑。关键时刻，王建刚的“艮劲儿”又上来了，“保证在规定时间完成布控”，当天下午，王建刚就带着奥保团队出发了。
从火炬传递起始站开始检查，每个单位和社区的消防安全隐患都详细记录在案，并规定整改时间。尤其是对直接监管的19家单位，要求单位义务消防员整装待发，楼层的消防栓要补水顶压，每个楼层的重点部位都要有监控人。“最急的时候，我一天检查了19家单位”。
在火炬传递沿线的天津大学、南开大学，王建刚找到学校领导，针对暑假留校学生多，部分学生还要连续实验，要求学校对留校学生进行集中住宿和管理，并停止非连续性的实验。负责接待奥运天津赛区官员和运动员的喜来登大酒店，由于历史原因，建筑结构与国家现行消防技术规范不符合，王建刚请有关专家上门服务，在不影响酒店经营功能分区的前提下，对防火分区提出了最优的整改建议，仅此一项就为酒店节约资金50余万元。
“最忙的时候，33天没与家人团聚”
王建刚对笔者说，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“可我对家庭的呵护实在是太少了。”
“娃子是不是出差了，怎么有一个月没见他。”王建刚96岁的爷爷说。在年迈的爷爷眼里，王建刚是一个总有忙不完的活儿的人，“我每次都分不清娃子是啥时回家的，啥时走的，有时只听他喊我一嗓子，可没看清脸，人却没了”。
王建刚的父母都已年满七旬，父亲得糖尿病多年，母亲有脊椎病。父母不仅要照顾耄耋之年的爷爷，有时妻子遇上重要的手术要做，上幼儿园的儿子也要父母照顾，并且每天都要接送。
前不久，王建刚6岁的儿子从幼儿园“毕业”了，小朋友间互留家长的电话。别人都留下父母的电话，他的儿子却执意要留妈妈一人的，理由是“留爸爸的也没用，总也找不着他”。
在医院工作的妻子，是医院里的骨干，三天两头外出开会，有时遇上紧急手术，通宵达旦的工作中是常有的事。“最忙的时候，我33天没与家人团聚，奥运结束后，我最大的愿望，就是陪家人吃顿团圆饭，带孩子去天津乐园玩过山车。语毕，王建刚眼里泪花盈盈。
在采访行将结束时，王建刚再三强调“千万别把成绩都算在我一人头上，没有领导的支持帮助、同事的参与协作、家人的关心理解，我什么事都干不了”。他没忘参谋严家伟，为了奥运安保工作，毅然将怀孕的妻子送回山西老家生育，儿子呱呱落地，他还战斗在执勤一线；他没忘王春渤、王绍军两位副处长，每晚都是陪他工作到最后走的人，对方案细节的要求，对监督检查标准的严厉，甚至比他还高。
